广东江门30多名工人讨薪时有10余人遭到殴打。据一名讨薪工人介绍，当日下午3时许老板带领二三十名打手到达现场，交代一番后独自离开，而后众人排队等待发钱，队前的十几名工友被打手扇耳光后才领到工资，而在讨薪过程中比较积极的七八名老乡在领完工资后更是遭到围殴，并且有一名负责人在旁边指挥该打谁。
这是一个让社会和民意纠结的信息：工人讨薪时被打手扇耳光，然后才能领工资，更可怕的是那些“积极讨薪者”遭到了围殴。在这里，被打手扇耳光竟然成了领取工资的前提条件，可以说，这是工人们付出的“屈辱成本”，而这个成本关乎工人们的尊严。
事实上，农民工讨薪被打已不是新闻，甚至可以说“被打”几乎成了农民工的“维权成本”之一，如湖北百余农民工在陕西讨薪遭殴打。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，而对工人们自身来说，自然是绝望，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们，利益诉求渠道遭到了严重的阻塞。
就农民工权益受损的现状来说，工人讨薪时被扇耳光，并不仅是关乎工资的问题，还是一个关乎尊严的问题。《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》显示，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，完成所有程序，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；花费时间至少11-21天，折合误工损失550-1050元。而工人讨薪时被打手扇耳光则是除此之外的、不得不付出的“屈辱成本”。对此，我们能忽视吗？
笔者以为，“屈辱成本”实际上是社会权益保障机制缺位造成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绝不是农民工群体的苦难，我们更不应用旁观者的姿态对待，应站在权益维护和尊严保障的高度来看待工人讨薪时被扇耳光，而工人们讨薪付出的“屈辱成本”必须成为整个社会都应正视的严肃课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