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我们可以试着解答朱元璋之叹。朱元璋治吏虽然严酷，但是，官员的权力制衡严密吗，官员财产和官府经费会向社会公开吗，民众和舆论有权监督官员吗，有独立的审计和司法审判吗，特别是，最高权力本身能得到有效的监督，不至于带来上行下效的效应吗？
今天的反腐困惑其实与朱元璋时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。建国以来，从枪毙张青山、刘子善，到枪毙胡长清、成克杰，我们枪毙的贪官并不在少数，但是，腐败蔓延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，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。这里面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律不够严酷的问题，而是在于，官员权力越来越大，各种人事权、行政审批权集于一身，又没有有效的监督，腐败寻租的空间特别大;而腐败的被揭露，充满不确定性，有的腐败是情妇反出来的，有的腐败是小偷偷出来的，有的腐败则是权力斗争斗出来的，有的腐败行为被揭露出来了也能获得党政官员的庇护。腐败收效高而成本低、获得利益可能性大而被惩处机率小，不用说贪污50万元判处死刑，即便是贪污5万元判处死刑，官员们也会像河南省四任交通厅长一样，前腐后继。
提出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”的观点，不但简单易行，而且能让底层民众感到一阵快意，很容易就获得他们的支持而站在道德高地。并且，事实上还能获得一些贪官的支持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是简单地提出酷刑，但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，并不妨碍他们贪腐行为得逞，也不会让他们受打击机率提高，只是作为一种政治表态，他们也乐见其言。但是，这样的酷刑于事无补，根本无法遏制腐败蔓延的趋势，无法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，是一种十足的懒政思维。
这种懒政的危害还在于，真正的治本措施被回避，让问题越拖越久，积重难返。因为，有效的反腐，应当体现在大力发扬民主，让官员在民众的选举中产生，并且在官员产生后，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，包括政府的“三公经费”公开，个人财产公开，加强媒体监督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。但所有的这些更为有效的反腐措施都是改革深水区的“硬骨头”，既因为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无法获得底层民众的欢呼，也会遭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，官员对其避之不及，惟恐惹火烧身。那么，最简单地表示自身的态度，又能获得底层民众欢呼还不招致官员群体恼怒的方式，就是站在道德高地上，空洞地高喊“杀杀杀”。
赵代表，反腐可不能靠杀，靠喊口号来，“体制机制和法律层面找原因”不能简化为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”，要从政府权力本身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有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