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是，对诬告讹诈者和见死不救者定罪，用这样法律措施能否挽救道德缺失？肯定与否定者皆有之。肯定者认为，就在我们还在争论时，很多国家早就实行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法国《刑法典》规定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，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。美国一些州规定，发现陌生人受伤时，如果不打“911”电话，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。但是，不容忽视的是，当人们遇到需要救助的事件，被法律约束着去行善时，很多人担心的仍然是好心反而招来麻烦，谁又能来保证行善者自身的权利？
换言之，当行善还要“自证清白”甚至赔本，当讹诈见义勇为者不需任何代价，那强制见义勇为是不是有将人推下火坑的感觉？所以，在对“诬告讹诈者和见死不救者明确定罪”立法时，也要让人们在面对老人跌倒、车祸救助等事件时，少一份顾虑，多一份安心，只有营造一个安全的、放心的社会环境，只有让好心人可以“零成本”行善，人们才会毫无顾虑地去帮助他人。
因此，对诬告讹诈者和见死不救者明确定罪的同时，必须要明确“见义勇为”的法律界定。只有通过法律途径对“见义勇为”进行界定，明确责任和义务，奖惩分明，诬告讹诈者和见死不救者才没有生存空间，这种引导才是真正的以法律的正义与刚性去加强道德防线，去推动道德标准的提升。所以，对“诬告讹诈者和见死不救者明确定罪”与法律界定见义勇为两者不可偏颇，只有双管齐下，使得“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”，才能惩恶扬善，正本清源，成为道德的风向标。
